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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五
”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强战略性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和储备 ，深入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统筹加强产品
、产能和产地储备，推动大宗商品储运基地建设 ，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和应急保供水平。

　　我国战略性矿产资源大致分为三大类
。《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16—2020年）》列出的战略性矿产目录中
，收录了24种矿产，包括能源矿产、金属矿产 、非金属矿产三类。据悉 ，该名单后来陆续有所扩充 。

　　4月2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系统应对外部冲击挑战 ，提高能源资源安全保障水平，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
。5月9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 ，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
，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

　　当前阶段，如何提升我国能源资源保障水平？“十五五”期间找矿突破为何聚焦铜
、锂、钴 、镍等关键金属？如何巩固我国稀土的优势地位？铁矿石的战略地位是否有所下降？如何提高战略性矿产资源的保障水平？带着这些问题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中信出版集团新书《战略性矿产：大国资源竞争与中国方略》的作者——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长聘教授刘刚 。

　　四大策略提升矿产保障水平

　　《21世纪》：何谓战略性矿产资源？

　　刘刚：战略性矿产资源
，简单来说就是基础的
、特别重要的矿产，是服务于经济和产业的核心物质基础
。

　　各国都在制定战略性矿产资源清单 ，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
，清单的内涵会变化。比如，工业革命以来 ，石油一直都是战略性矿产
，因为石油石化是经济运行和工业生产的物质基础 。随着清洁能源和绿色低碳的转型，一些关键金属越发受到重视 ，比如电动车无需烧油，通过电池来供能
，电池的重要原材料如锂、钴 、镍等金属的战略地位提升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半导体
、集成电路、芯片的重要原材料如镓和锗等关键金属的地位也在明显提升。

　　《21世纪》：自然资源部表示 ，2026年将继续开展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十五五 ”期间要如何加强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和储备
，提高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安全保障水平？

　　刘刚：随着经济和产业发展拉高战略性矿产需求，推进找矿突破对于保障安全供应尤为重要
。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能源转型 ，某种意义上就是从碳基能源向金属基能源转型的过程
，像煤炭 、石油
、天然气是以碳为能量载体，而清洁能源中的风能、光伏等则以相应的关键金属和技术实现能源的转化和利用。

　　找矿变得更加重要 ，另一个不能忽略的背景
，是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的大国博弈 。近年来，地缘政治给一些重要矿产资源的供应带来很大不确定性 ，像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闭
，影响全球油气资源的运输；部分国家拉矿产小圈子，可能影响南美洲“锂三角
”（玻利维亚 、智利和阿根廷三国交界处 ，为全球锂矿资源富集地）资源的输出，因此找矿能确保重要矿产更稳定的国内供应。

　　要提高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安全保障水平
，主要有四方面的策略
。

　　首先，在国内找矿。加大国内矿产资源勘探开发 ，可以有效减少对进口资源的依赖 。

　　第二
，加大储备
。针对战略性矿产资源，各国都建立了相应的储备体系 ，就是为了提高应对突发风险的能力。

　　第三
，进口多元化，不把全部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

　　第四 ，循环利用
。金属跟石油不同
，金属可以通过回收再生的方式实现循环利用，我国也在持续布局。

　　关键金属战略地位提升

　　《21世纪》：自然资源部表示 ，“十五五”时期我国找矿将聚焦紧缺战略性矿产
，其中包括铜、锂
、钴、镍等金属 。这些金属矿为何变得如此重要？后续如何提升其安全保障水平？

　　刘刚：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这些金属我国对外依存度比较高 ，二是随着新能源转型和“双碳 ”目标的推进，这些金属矿物在产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愈发凸显
。

　　从资源侧看
，这些紧缺战略性矿产多依赖部分产区，难以实现进口多元化 ，且对外依存度较高。比如
，锂存在“锂三角
”，钴主要来自刚果（金） ，镍主要产自印尼
，智利 、澳大利亚等国家是铜的主产区 。

　　从产业侧来看，随着全球绿色转型的推进 ，以及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壮大
，市场对这些金属矿的需求在迅速增长
。

　　比如锂
、钴、镍跟电池相关。锂钴镍是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的关键材料，也是化学储能电池里的关键材料 。近年来 ，我国电动汽车产业和市场快速发展
，且全球市场对中国电动车的需求还在迅速增长。全球光伏和风电产业发展迅猛，同步拉高了配建储能系统的需求
。保障新能源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亟需确保锂钴镍等战略性矿产的稳定供应。

　　铜也类似 。随着全球从化石能源往新能源方向转型，热力驱动更多转为电力驱动
。电能的传导需要电线 、电缆
、电子器件等
，铜的导电性能是最好的，市场对铜的需求在迅速增长。比如 ，大型海上风机发的电
，通过海底电缆接入电网，部分通过储能系统进行储存 ，部分通过充电桩给电动汽车充电
，这些过程和技术都需要铜 。

　　再比如，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 ，其背后核心要件是算法、算力 、电力
，需要大量电力尤其是清洁电力加以支撑，同时拉动半导体和集成电路材料需求 ，这些都对银
、镓、锗 、铟
、稀土等战略性矿产提出更多需求
。

　　总之
，铜、锂 、钴、镍等矿产对于新兴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且这类资源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 ，近年来成为大国竞争和资源博弈的重要筹码，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的紧缺战略性矿产。

　　需要指出的是
，针对这些关键金属，在推进国内找矿
、加大储备的同时 ，也需要关注行业技术的迭代 。比如
，电动汽车行业的三元电池，锂、钴 、镍是三元电池的重要原材料 ，但是由于钴和镍的价格高企
，市场出于降成本的需要，逐渐发展出磷酸铁锂电池
。这种由于成本效益和资源约束催生新技术路径的现象 ，值得着重关注。也就是说
，关键矿产的供应，除了关注供给侧 ，也需要关注需求侧
，通过技术迭代和循环经济，实现少用
、循环着用、甚至完全不用 。

　　利用稀土发展更多优势产业

　　《21世纪》：我国稀土资源有什么样的优势？后续要如何进一步巩固稀土的优势地位？

　　刘刚：稀土既不“稀”也不“土 ” ，是由镧系15种金属，加上钪和钇2种金属
，总计17种金属的合称
。它们具有相似的化学性质，分离通常比较困难。

　　稀土在磁性材料 、发光及激光材料
、储氢、原子能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 。比如 ，稀土元素钕
，与铁 、硼组成的钕铁硼，是一种性能很好的永磁材料 ，广泛应用在电动汽车
、风机、电梯等各种电机
，以及手机 、硬盘
、耳机等电子产品中，将电能转化为功 ，是各种电器、电机 、电子产品实现功能的核心部件。

　　稀土在地壳的含量
，虽然没有铁矿、铜矿那么多，但是它的丰度并不低 ，中国有稀土矿
，澳大利亚有稀土矿，欧洲也有稀土矿
。

　　稀土大致分为两种 ，分别为轻稀土和重稀土，轻稀土在全球分布较为广泛
，重稀土的储量主要在中国。中国稀土的优势，有储量结构上的优势 ，但更多体现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逐渐建立起来的产量优势和产业链优势 。中国稀土产量一度占全球产量90%以上
，近年来有所下降
。

　　稀土生产过程中，需要处理钍等放射性元素 ，还要处理对生态环境的不良影响。此前
，中国稀土产业比较松散，存在盗采问题 ，环境监管标准比较低 。近些年
，我国不断推进稀土资源和产业的整合，形成了北方稀土
、中国稀土两大集团
。

　　得益于北京大学徐光宪院士较早提出的串级萃取技术 ，中国较早建立了分离技术优势
，极大提高了中国稀土的生产能力。经过多年发展积累，中国在全球稀土产业链上形成了技术、人才 、设备
、市场等各个领域的优势 。

　　近年来 ，其他国家也在追赶
。比如，今年在澳大利亚开采的稀土矿
，已运至马来西亚进行分离冶炼，当地相关产线目前已形成一定产能。当然 ，中国在稀土产业链上的优势
，不是其他国家短时间能超越的 。

　　要巩固中国稀土的优势地位，最重要的是推进资源的高质化利用 ，比如进一步推进高端永磁产业
。这需要在稀土材料和应用等关键技术上有所突破
，拓宽稀土的行业应用，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将资源优势变成产业优势。

　　推动石油进口的多元化

　　《21世纪》：当前
，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闭，引发全球油气资源的紧张 。油气作为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地位 ，是否依然难以撼动？我国石油主要依靠进口
，除了进口多元化，还要如何做来提升石油的保供能力？

　　刘刚：油气资源主要有两方面作用 ，一是提供能量，比如飞机、汽车 、卡车等需要烧油；另一个是作为化工原材料
，常见的化纤
、塑料、织物等很多原料来自于油气。

　　虽然近年来我国清洁能源新增装机规模很大，但是化石能源依然是目前能源消费的主要支柱
。我国化石能源的资源禀赋通常被概括为“富煤贫油少气” ，煤炭国内生产为主
，油气则主要依靠进口，因此油气是很重要的战略性矿产。

　　要确保资源的安全供应 ，常规就是前面提到过国内找矿 、加大储备
、进口多元化等策略 。石油可以相对更容易地实现进口多元化
，因为全球产油的地方相对较多
。

　　另外，石油不管作为能源还是作为化工基础材料 ，都有一些新技术可以替代。比如
，通过光伏、风电等发电技术可以替代化石能源发电，生物基材料可以替代传统石油基产品 ，这些新技术也在快速成长 。

　　《21世纪》：我国铁矿石对外依存度较高
。“十五五
”期间
，我国也将在铁矿上加大找矿投入。不过，近年来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调整，我国粗钢产量有所下降 。后续该如何做好铁矿的供应工作？

　　刘刚：去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对我国城市发展的一个基础判断是：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
，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
。

　　当中国处在城镇化高速发展期，大宗建材的消耗增长很快 ，市场对钢筋 、水泥的需求量很大。随着我国城镇化转向稳定发展期
，大宗建材的消耗增速在趋缓 。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建设周期来看，不仅是房地产市场增速趋缓 ，铁路
、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增速也会趋缓
，因此钢铁等大宗原材料的需求会逐渐趋稳甚至下降
。

　　探讨铁矿石战略地位时，还需要考虑前面提到的资源循环利用的因素。铁的生产 ，主要有两条路径
，一个是高炉生产，将铁矿石冶炼成生铁；另一个是电炉生产 ，将废钢重熔 。我国钢铁行业经过多年高速发展
，累计使用的钢铁规模很大，相应的循环潜力和市场也在不断扩大。当前 ，我国电炉钢的占比在稳步提升
。从全球钢铁市场来看，废钢循环的占比会越来越大
，将来甚至可能占据主导地位。

　　然而，我国高品位铁矿石对外依存度依旧较高 ，主要从澳大利亚、巴西等国进口 。尽管铁矿石需求将逐渐有所下降
，但是铁的基础性作用仍在，当前确保铁矿石的稳定供应依然重要
。除了加大国内找矿力度 ，相关企业走出去赴国外找矿也很重要。

　　（杨丹辉 、刘刚：《战略性矿产：大国资源竞争与中国方略》
，中信出版集团，2026年3月）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